1934年,庄学本边地十年考察初期身着藏式僧侣装的留影
1934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庄学本准备随国民政府组织的致祭专使行署去西藏，到成都后，因专使黄慕松认为他爱游戏来路不明，未允许入藏。1935年-1937年，受聘为国民政府“护送班禅回藏专使行署”摄影师。1937年12月1日，九世班禅在玉树甲拉颇章宫内圆寂，第二次赴藏计划落空。1942年，庄学本一直想完成去西藏的宿愿，于是应邀参加康藏贸易公司，想绕道印度进入西藏，在印度滞留了三年也未得到印度政府同意，最终庄学本还是未能进入西藏。
虽然庄学本一生都未能进入西藏进行拍摄，我爱游戏们对他爱游戏体育的作品进行梳理和研究后发现，1934年至1942年，他在四川、云南、甘肃及青海藏族聚居地区“边地十年”拍摄的藏族影像，已成为西藏摄影史中藏民族影像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认为他是西藏现代摄影史（1926-1976）中最为重要的人物之一。
庄学本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摄影先驱，还是一位中国西部开发者，他拍摄的影像具有人类学和摄影双重学术价值。庄学本“边地十年”拍摄了数万张照片，写了近百万字的日记、游记和调查报告。他考察边地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纯粹的摄影艺术，另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为当时的民国政府提供一份详细的开发西部的报告。带着这样一个目的，庄学本在边地平静独立地拍摄、记录了十年。
通过朋友李玉祥，我在北京两次与庄学本 的儿子庄文骏进行了访谈。2009年5月18日，我应主办方广东美术馆邀请参加广州“第三届广州国际摄影双年展2009”展览，在展会上又与庄文骏相见并一同认真观看了这个展览中的特展，即“庄学本百年诞辰回顾展1909-2009”。我在广州还与本届双年展及其特展的主策展人李媚女士就庄学本的影像价值和他拍摄的图片品质进行了交流，与年轻的策展人蔡萌先生就庄学本作品的人类学价值和摄影艺术价值进行了探讨。
2009年7月18日，在展览即将结束的时刻，我再次从南京飞赴广州，到广东美术馆又一次近距离地观看庄学本先生的原作，感受这些用银盐纸基放大的带有划痕的早期藏族影像。我从这些平静、自然、纯净、从容的肖像中感受到民国时代边地藏族民众与拍摄者不同文化交融所产生的视觉愉悦，感受到边地藏族不同阶层共有的人性尊严。从带有划痕的底片放大出来的影像中感受到庄学本十年边地之行的经历和人生的起伏。从一些略为发虚和布满霉斑的作品中感悟到人在时间和自然面前仿佛只是一颗小小的“银盐”粒子。
关于庄学本的作品，很多专家学者都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在庄学本百年诞辰之际，我谨对庄学本先生早年拍摄的藏族影像进行粗略地梳理，发表这个专辑以纪念这位伟大的摄影先行者。
从摄影发烧友到边地藏族影像的记录者
1928年，19岁的庄学本开始在上海自学摄影，他学习的主要教材是《半农谈影》、《天鹏》杂志、《柯达摄影术》等书刊。与当时大多数学习摄影的摄影人一样，庄学本早期受到了沙龙摄影影响，在早期学习摄影过程中，使用过玻璃版，干版及不同画幅的摄影胶卷。1930年，庄学本在上海参加了由一些青年组成的“全国步行团”，他们提出的口号是“凭我两条腿，行遍全国路，百闻不如一见，前进！前进！前进！”他们由上海步行向北挺进，一路进行社会考察。在南京访问了教育界知名人士陶行知，后一路北上，沿路访问知名学者，调查工厂、农村情况，最终到达北京，这次考察是庄学本第一次社会实践活动，这次活动开阔了他的视野，为他以后的“边地十年”考察打下了基础。
1931-1934年，庄学本在南京大同地产公司和南京万国储蓄会工作，这一时期，身为小职员的庄学本开始对摄影发烧。由于他的工作地点位于南京新街口地区，与南京最大的照相器材公司为邻，便经常到照相器材公司购买显影、定影药品，与摄影器材公司的师傅进行摄影技术方面的交流，在专业人员的指点下，庄学本经常练习拍摄、练习冲胶卷，印制照片等暗房工作，这一时期，他的摄影技术提高得很快。在南京工作期间，利用业余时间对摄影技术的认真钻研，使得他具备了较高的摄影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这样保证了他边地考察初期就能拍摄和冲洗出较高品质的作品。
1934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拉萨圆寂，民国政府组织致祭专使行署去拉萨，庄学本以《良友》、《中华》画报和《申报》特约记者的身份随行进藏。到成都后专使黄慕松认为庄学本来路不明，不允许庄学本跟随入藏，入藏计划落空。虽然，蓉城生活安逸，但并没能羁绊住庄学本的心。他响应当时“唤取民众救亡图存之信心”，“失掉东北而开发西北”的号召，坚持考察西部，报效国家的理念，1934年5月22日，庄学本带着三名“戎人”（嘉戎藏族）做随从和两名羌人（羌族）做背夫，由成都出发经灌县（今都江堰市），沿岷江上行，经汶川、威州、茂县至理番。庄学本开始了他的“边地十年”最初考察阶段。这一时期，庄学本“初涉羌地”，“探访嘉戎”时期拍摄的《卓克基的一对藏族小夫妻》、《卓克基土司官衙内跳锅庄》；“进入阿坝草地”拍摄的《捕获猎物的牧民》；“寻访岷江峡谷”时期拍摄的《溜索》；“环游果洛”时期拍摄的《草地初雪》等作品，为我们留下了经典的影像。当时的果洛在地图上还是一块没有探测过的“白地”。为了旅行的需要，庄学本托南京的朋友马鹤天在蒙藏委员会办了一张去果洛的旅行护照，以“开发西北协会”调查西北专员的名义，由灌县经理县、马尔康、阿坝进果洛（今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复经白衣寺、莫坝桑、汪清夺坝、贡马桑、瓦司尔、康干、康司尔而出果洛；又经阿坝草地、松潘、茂县、汶川于1934年10月31日晨返灌县。庄学本在环游果洛的途中，不慎将照相机的三脚架遗失。果洛藏民拾得后，追赶了三百五十公里，将三脚架送给了庄学本。可见当地当时民风之纯朴。之后庄学本从灌县回上海，到达上海时，时值1935年的元月一日。
庄学本在环游果洛后，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俄洛（果洛，又称廓洛克）经环游后，证实内部并不如一般想像的危险、野蛮。只是因为山川险阻，草原未辟，边政不修，隔离久远，故生活文化都停留在‘原始’时代。我们如以20世纪的新眼光，去观察尚未开化的旧同胞，以其‘披发衣皮’，‘膻食幕居’，自觉其野蛮可怕。然相处既久，就知其快乐有趣、古风盎然，反觉其精神高洁，可敬可亲。有自诋同胞为‘野番’者，实属大谬。”
1935年，庄学本在南京举办了“个人摄影展”，作品主要展示的是1934年5月至1935年在羌地、嘉戎、阿坝、岷江、果洛等地拍摄的边地少数民族的图片。民国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丁文江参观了这个展览，并选用了部分图片发表在该院的研究期刊上。展览作品及1934年5月至1935年期间拍摄的作品在南京的《中央日报》、上海的《良友》等发表。丁文江介绍庄学本到中央研究院人类学组学习测量人体的工作。庄学本在中央研究院人类学组的学习为以后边地考察提供了科学的方法。
1935年，庄学本受聘为民国政府“护送班禅回藏专使行署”摄影师，1935年初冬，庄学本一行四百多人乘火车从南京到达西安，后转乘二十余辆汽车从西安出发，于1936年元月到达兰州。由于当时九世班禅及其随从正在西宁塔尔寺，护送大部队暂时停留在兰州，购买生活必需品及进藏所需物品。庄学本独自一人先去西宁，他在互助、乐都一带考察青海土人的生活，与土人部落生活了一周。
1936年初，庄学本到塔尔寺谒见九世班禅喇嘛。塔尔寺是喇嘛教主要派别黄教祖师宗咯巴的出生地，也是喇嘛教的圣地，因班禅驻留此地，蒙藏各地信徒无论远近都来朝拜，寺庙附近人满为患。这一时期，大殿前的地板被膜拜者的手掌磨出很深的印痕。庄学本正赶上阴历正月十五的上元节，寺中喇嘛举行跳神讲经仪式，班禅在塔尔大寺前公开接受群众顶礼膜拜，夜晚举行酥油灯会。这一期间，庄学本拍摄了《塔尔寺全景》和《塔尔寺跳神》等经典名作。1936年5月18日，庄学本与“护送班禅回藏专使行署”随九世班禅喇嘛一行起身去拉卜楞寺，5月26日抵达拉卜楞寺。班禅喇嘛在拉卜楞寺举行时轮金刚法会。拉卜楞是西藏东北地区的重镇，也是拉萨以外喇嘛教最完备的学府，当时寺内有喇嘛三千多人，直辖小寺一百零八个，寺中有五个学院和十八个佛寺，这些建筑都建造在大夏河谷上。山沟中尽是金碧辉煌的佛殿和红墙。在拉卜楞寺，庄学本拍摄了众僧俗循序入场的《朝拜九世班禅大师》，画面中，中国军人维持秩序的场面让我记忆深刻。这一时期，庄学本还拍摄了《拉卜楞寺全景》。
1937年，庄学本在玉树拍摄了九世班禅为众信徒摸顶祝福的系列图片，经典作品《玉树长虹》和经典肖像《西藏贵族多仁台吉》也拍摄于这一时期。1937年12月1日，九世班禅在玉树甲拉颇章宫内圆寂，庄学本再次入藏幻梦破灭。早在班禅圆寂之前，庄学本已度通天河冰桥，东下到达西康省甘孜，甘孜是雅砻江北岸的一个县城。到达甘孜后，庄学本了解到上海战势失利，归心似箭，经炉霍、道孚于1937年12月底到达著名的边城打箭炉（康定），这一时期，庄学本拍摄了著名的《康定老城雪景》。打箭炉不仅是汉、藏商业中心，而且是汉、藏间的政治中心，虽然战事没有波及到边地打箭炉，但归心似箭的庄学本马不停蹄地走过飞越岭、大相岭，到达雅安，于1938年1月到达成都，这时京、沪一带已完全沦陷，庄学本返回上海的计划不能实施。这时嘉戎的友人赶到成都欢迎庄学本故地重游，庄学本又到羌戎两地游历拍摄了一个多月。1938年3月，西康友人将庄学本又接回打箭炉。
1939年秋，庄学本又带着帐蓬向西行进，他翻越折多山，渡雅砻江，经理塘草原，在马背上行走了二十多天，到达西康省的南部巴安，巴安地处金沙江东岸，地势低洼，气候温暖。1939年在西康理塘拍摄了《理塘藏族妇女》。1939年，庄学本在巴塘拍摄了《巴塘农村藏族青年》及俯拍的很有形势感的作品《巴塘寺里的喇嘛学经》。
庄学本1934年至1942年，十年边地之行，拍摄的影像及调查报告很多发表在《中华》画报、《良友》画报、《西南边疆》、《康岛月刊》、《申报月刊》、《西北开发》、《东方杂志》，以及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和上海时代书局出版的书籍中。庄学本在1934年至1940年间，利用《良友》画报这个平台，发表了十年边地之行中拍摄、考察的专题摄影报道20余个。其中《良友》1935年八月号发表的专题报道《廓洛克一民族》（廓洛克又称“俄洛”即“果洛”）中的藏族影像及文字使我记忆深刻。
经典肖像 传世之作
上世纪三十年代，庄学本“边地十年”考察，留下了众多肖像摄影作品，其中1934年至1939年期间拍摄的部分边地藏族肖像作品是他少数民族肖像作品中的精品，其中有《藏族男孩》甘肃夏河1937、《藏族少年》四川石渠1937、《西藏贵族多仁台吉》青海玉树1937、《藏族妇女》四川理塘1939，这些作品是庄学本肖像作品中的经典名作。这一时期，他还拍摄了：《嘉绒少女》四川理县1934、《猎旱獭者（藏族）》青海果洛1934、《藏族妇女》四川理塘1939、《巴塘农村藏族青年》四川巴塘1939、《妇女涂面（藏族）》青海玉树1937、《藏族少女》四川木里1939、《穿汉装的杂谷脑守备杨继祖（藏族）》四川理县1934、《藏族男子》四川松潘1934、《藏族少女》青海玉树1937、《得荣姑娘（藏族）》四川得荣1939、《木摆桑部落藏妇》青海果洛1934、《藏族牛厂主》四川石渠1937、《藏族牧民》青海果洛1934、《祝基雪坝部落酋长伦仁降错》青海果洛1934、《藏族男子》四川道孚1937、《藏民》四川甘孜1937、《藏族妇女之二》甘肃夏河1936、《藏族妇女之一》甘肃夏河1936、《藏族妇女》四川石渠1937等藏族肖像作品。
肖像摄影是最能检验摄影者功力的摄影方式，也是最难把握人物内心的一种摄影表现形式。读者很容易通过这些面孔洞察出摄影者使用摄影语言的功力，以及摄影者当时的内心想法。摄影者面对被摄者时，心情是平静的还是浮躁的，均能通过这些被摄的面孔加以印衬。摄影者如果没有对拍摄对象全面的了解，没有一定时间的交往，没有敏锐的观察与感悟，没有瞬间的把握能力，很难拍摄出让人记忆深刻的肖像。优秀的肖像作品都是摄影者与被摄者相互感应，情感共鸣后所产生的结果。
对西方摄影史有过了解及有影像修养背景的人，第一眼看到庄学本的肖像作品时总会联想到美国摄影家爱德华·柯蒂斯（EdwardCurtis）拍摄的印地安人系列作品。柯蒂斯是拍摄少数民族的大师之一，但他与庄学本的拍摄方式和使用的摄影语言是完全不同的。柯蒂斯所采用的方式是事先了解各部落的历史及各部落之间的差异，在做好这些功课之后，再进行拍摄。拍摄时，他采用预先设计的画面，那些按他要求穿上民族服装的人物与他事先考察好的场景进行完美的结合，拍摄出构图严谨，画面完整，以视觉为中心的创意作品。他的作品更为强调视觉的完美。正因为柯蒂斯以很强的主观干预被摄人物这样一种方式来进行摄影，他的作品也引来了众人的争议。庄学本这一时期拍摄的藏族肖像采用直接拍摄方法，他对这些藏族肖像的处理能力娴熟、简约，他没有将这些肖像进行过多的渲染，他抓取被摄者在现实生活环境中的场景，他注重与被摄人物的交流，摄影技法上不干涉拍摄对象，将被摄者溶入自己所生存的真实环境中。而摄影者本人则利用自己的位置变动来处理拍摄角度，使被摄者与背景的关系产生统一，用自己娴熟的技艺将明确的摄影语言融入到画面当中。庄学本天才的瞬间把握能力使这些肖像产生了平实、朴素、自然、永恒的魅力，正是因为利用了最为本色的摄影方式，我认为庄学本的肖像作品，更具有经典艺术魅力。
同一时期 不同地域不同摄影人眼中的藏族影像
上世纪三十年代，庄学本在边地拍摄藏族影像的同时，在以布达拉宫为中心的西藏，另外一位摄影人车仁·晋美松赞旺布（车仁·晋美松赞旺布这一时期不仅是摄影师，他还是嘎厦政府的官员，他主要的工作是藏军的军事训练教官）把镜头对准了西藏的贵族、僧俗及西藏的统治者。车仁·晋美松赞旺布这一时期拍摄的藏族贵族影像，画面宁静、人物表情庄严，强调统治者威严的形象和贵族的气质，他很少把镜头对准藏族平民和下层族群。与此同时，藏族摄影人，同时也是清王朝册封的西藏四大林呼图克图之一的德木·丹增加措将镜头对准了自己的家人和朋友，还有自家的佣人。德木·丹增加措这一时期拍摄的影像完全是以自己的感受对自己身边的人物进行记录，他没有太多的功利的想法，他的摄影方式是他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这时的德木·丹增加措拍摄的藏族影像包含了各个阶层，他拍摄的上层人物表情轻松随意，而佣人及下层族群的人物面对主人拍摄者显示出紧张的表情。
我们通过这些影像，可感受到拍摄者与被摄者之间阶层差别的关系。通过同一时期三位不同摄影人的影像比较，我们还可以发现，庄学本拍摄的边地藏族影像与以上两位藏族摄影人拍摄的以布达拉宫为中心的藏族主流族群的影像还是有着很大的不同。不仅在服饰、民俗、生活方式、背景建筑等方面具有很大的差别，我们还在这些影像比较中读出了同一族群之间存在的疏离感。那个时期以拉萨为中心的藏族主流族群对以藏东康巴地区及边地藏区的人们依然有着天然的歧视心里，边地、康巴是拉萨人眼中的荒凉地带，学者格勒和海帆在《康巴：拉萨人眼中的荒凉边地》中对这一问题已阐述得很清楚，我们通过这些早期影像也能看出之间的差别。这些早期藏族影像之间的差别，为我们更为全面地了解西藏现代摄影史提供了依据。三位摄影人用不同视角拍摄记录的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不同角度的藏族影像，为读者提供了更为全面的观看视角，为学者研究藏族历史、藏族民俗、藏族文化提供了更为完整的早期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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